一、单选题
二、最佳题
图1
三、材料阅读
——《册府元龟》（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（1013年）
——欧阳修《新五代史·冯道传》（成书于宋仁宗皇祐五年（1053年）
——陈晓莹《历史与符号之间——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》
——葛剑雄《葛剑雄写史——中国历史的二十个片段》
学者
核心观点
分流原因的解释
彭慕兰（美国）
强调偶然性。认为直至18世纪中叶以前，欧亚核心地区（如中国江南与英国）在经济发展水平、生活标准、市场机制上仍高度相似，并未有必然的“分流”。
关键转折在于两个偶然的“地理运气”：
（1）美洲新大陆为西欧提供了土地密集型产品（棉花、糖）和白银，极大缓解了生态压力；
（2）英国易于开采的煤矿靠近工业区，降低了能源成本。这两个外部因素使西欧得以突破生态限制，走上工业道路。而中国则因人口压力、内部资源分配不均和制度性约束（如重农抑商政策），逐渐陷入“内卷化”发展模式。
李伯重（中国）
强调内因与具体经济部门的比较。认同18世纪中欧经济有相似性，但更关注内部结构的差异。通过对英国与江南的细致比较，指出江南缺乏英国那种能源—材料革新（煤铁复合体）以及重工业需求，使其无法自发产生工业革命。
工业革命是一系列特定条件（包括能源、产业需求、军事压力等）在特定时空的耦合。中国江南的经济结构（轻工业为主、劳动力过剩）和资源禀赋（煤铁分布不利）使其走上了不同的、但仍是“高水平”的发展路径。
马克斯·韦伯（德国）
强调文化与制度的决定性。认为西方特有的理性主义精神（由新教伦理催生）是现代资本主义和科层制（又称理性官僚制或官僚制）得以产生的核心动力。
“分流”的根本在于宗教与文化。新教伦理倡导的入世禁欲、天职观念、理性计算，为追求利润、再投资的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伦理支持。而中国的儒家伦理等则更注重人际关系的调和与现世适应，缺乏这种内在的变革驱动力。
——据彭慕兰《大分流：欧洲、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》、李伯重《江南的早期工业化（1550—1850）》、马克斯·韦伯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整理
四、开放性试题
近代天津城市发展概况表
阶段
表现
1860—1895年
英商怡和洋行等外资企业垄断对外贸易，天津机器局、开平矿务局等洋务企业兴起，传统手工业逐渐衰落，商品经济发展；租界出现西式生活方式、西式建筑，小火轮等新式交通工具传入，1887年租界公园开放；1880年洋务派新式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创办，1894年《京津泰晤士报》等西方报刊传入。
1896—1911年
1906年启新洋灰等民族工业兴起，京汉／津浦铁路通车、汇丰银行设立，1904年电灯出现，1906年电车出现，1902《大公报》创刊、石印画报流行，新式服饰（西装、改良旗袍）开始流行，1895年北洋大学堂（今天津大学）建立，1903北洋工艺学堂（今河北工业大学）建立，1906年电影院出现，现代娱乐兴起，1914年圣“约瑟女校等教会学校创办，留学潮兴起，赴日留学生增多，出现维新派创办的学会等新式社团。
1912—1928年
纺织业（如恒源纱厂）、面粉业出现短暂的春天，金融业繁荣，租界成为商业中心（洋行、百货公司聚集）；公共卫生改善（自来水厂扩建、公共厕所设立），婚礼、葬礼简化，南开大学1919年创办、女子学堂增多，《新青年》传播、学生社团活跃，话剧社、音乐会等艺术团体涌现；1928年设立由国民政府直辖的天津特别市，1928年劝业场开业。
——摘编自《天津城市史》、《天津近代经济史》等